一支即将崩溃的队伍，究竟依靠什么才能生存下来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并非源于某个天才的灵光乍现，而是依赖于一群人在各自岗位上的共同努力与支持。正如古话所说，疾风才能显现真草，烈火方能炼就真金。而1934年秋的这场长征，正是一场历史的试金石。
在悉知长征的艰难之际，须先了解这种艰难是如何形成的。1933年下半年，蒋介石集中调动了100万军队，自任总指挥，派出50万士兵强攻中央苏区，并特意请来德国军事顾问团制定作战计划，装备得以更新，全是用英美的贷款购得。他选择了“军事三分，政治七分”的策略，逐步推进，意图将红军死死困在根据地中。
更为棘手的是，当时的领导者博古年仅24岁，是王明在赴莫斯科前临时指定的接班人。王明走前反复强调：“所有事情都要请示共产国际。”而掌握军事指挥的洋顾问李德，名为奥托·布劳恩，有着三年苏联军事学院的学习经历，却本是个给间谍送经费的普通人，偶然间顶替了“共产国际军事顾问”的职位，靠的是街垒巷战的经验，但却在瑞金的指挥所依赖地图指挥战斗。博古完全不懂军事，唯有依赖李德；周恩来则负责军委的日常事务，能做的也只是发送报文执行命令。
“要敌于国境之外”、“短促突击”、“阵地对堡垒”——这样的短处与敌人的长处硬碰硬，结果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一路逆境而退。1934年4月，广昌失陷，中央苏区的大门完全敞开。到了10月，8.6万红军被迫从于都突围，长征正式开始。
行军的阵势如刘伯承所言，犹如“抬轿子行军”：红一、三军团两侧开路，中间则抬着庞大的军委纵队，连病号的器具都要随身携带，整整一天夜行军却未曾超过20公里。如此缓慢的进军使红军目标暴露，蒋介石从容调兵，在湘江东岸布下了坚固的铁桶阵。因此，便有了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的激烈战斗。本可以一气呵成轻松渡过的湘江之战，却拖延了整整五天。红五军团三十四师6千余人几乎全军覆没，师长陈树湘在重伤被俘后选择英勇自尽，年仅29岁，这一战使中央红军的兵力从8.6万锐减至3万余人。博古几乎精神崩溃，而李德不仅未做反省，反而大怒，将责任推到指战员头上。
往前看，湘西方向的重兵设置如墙，遵循原计划只等于自投火海。同时还有一件当时未受到重视的事：1934年10月，上海中央局被破坏后，中共与莫斯科的通讯联系中断。没人意识到，这恰好成了历史的转折点——这根“遥控的线”一断，中国的革命开始由中国人自己掌控。
在“随时可能解散”的危机之中，八位英雄人物，以各自的方式将这支队伍从绝境中拯救了出来。毛泽东尽管因病卧床，只得躺在担架上，他并没有闲着。一路行军一路“聊天”，频频与王稼祥、张闻天、周恩来讨论反围剿和湘江战斗的得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王稼祥和张闻天原本属于留苏的小宗派，而湘江的惨痛让他们从“留苏派”的圈子里觉醒，最终转而支持毛泽东。
1934年12月的通道会议、黎平会议、猴场会议此后三次会议，改变了原本“去湘西撞口袋”的计划，决策转向“转兵贵州”。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期间，遵义成为了转折的舞台，经历三天的会议后，42岁的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实际的指挥权。紧接着，在隘口与川黔滇交界的三个月里，3万红军在40万敌军的缝隙中灵活穿梭，执行四渡赤水、南渡乌江、佯攻贵阳、直插云南等多样战术，最后在5月初成功渡过金沙江，彻底摆脱围困。后来有人问这是神奇的战略吗，毛泽东却只认这是“得意之笔”，但其成功背后的代价却是生命的付出。
周恩来在遵义会议的那三天中，身处最艰难的位置。他是“三人团”的一员，若指挥失败，自然难逃责任。会上，博古做了主报告，将失败归咎于客观因素；而周恩来则作副报告，主动检讨军事上的失误。他没有推诿，把责任推给自己，公开提出将军事指挥权交给毛泽东。此一让步，格外有效，卸掉了反对的压力，也为毛泽东铺设了上升的阶梯。遵义会议期间，他巧妙安排住宿，并让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三人同住，远离博古、李德。这种处理党内矛盾的智慧，展现了他的高明。此后数年，他们一同携手，毛泽东把握方向，周恩来负责执行，形成了优秀的默契，这种默契也在长征最艰险的一段旅程中磨砺出来。
朱德在1935年6月，红一、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，本应是个喜庆的时刻，却埋下了新的危机。两河口会议上，中央决定北上方针，但张国焘却主张向川康边撤退。此后他手握8万军队，而中央红军仅有2万左右，因而张国焘胃口更大了。到了1935年10月，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，试图逼朱德公开反对中央。朱德仅答复一句：“朱毛不可分，反毛我做不到。”这句话反馈出强大的威力，稳定了一度动摇的干部士气。他没有亲自作战，未打出美丽的战役，但在军心动荡之时，老总一站，队伍的根本便不再动摇。回首数年后，有的干部坦言，如果没有朱德的坚持，红军可能会陷入内斗。
此后，张国焘南下的遭遇并不如意，不久便遭遇惨败，损失严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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